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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 黄达远 | 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

2017-02-13 黄达远 边疆时空



黄达远

1973 年生,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内陆边疆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摘要]本文对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进行了探讨,认为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高度重视历史上牧业社会的重要性,改变了以农业社会为中心的中国史思考维度。特别是拉铁摩尔从中国内部文化—族群的多样性视角,通过分析牧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在长城这一中间过渡地带的竞争、共生与统一的关系,开启了文化多元主义中国的历史思想取向,对中国疆域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拉铁摩尔  中国   文化多元主义 疆域理论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以下简称拉铁摩尔)是美国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曾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22 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奖金,后周游新疆、内蒙和东北各地,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亚洲问题的解决》、《美国与亚洲》等诸多著作。三十年代初为北平哈佛燕京社研究员。还曾访问过延安,1938 年起执教于霍普金斯大学。1941 年由罗斯福推荐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五十年代曾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致使其研究一段时间内被湮没无闻。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度被学术界遗忘的拉铁摩尔重新被认知,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给他以极高的赞誉,“以前在美国,对中国人和内亚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比其他人更为重要的是Owen Lattimore,他因为强调地理环境和自然经济是古代欧亚文化的实际决定力量而广为人知。”他的理论激发了一批学者,如Thomas. J. Barfield、Nicola Di Cosmo、中国台湾学者王明柯均在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此外,美国的“新清史”研究也深受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的影响。在构建中国疆域理论中,不能忽视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中国史中的“游牧社会”:拉铁摩尔边疆理论的形成及影响

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为在太平洋作战的美军发行出版《中国简明史》一书中,著作者拉铁摩尔夫妇简明扼要的指出,“通晓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是了解中国和它周围‘夷狄’地区之间势力消长的状况”。这种“夷夏互动”的视角显示出他与同时期的汉学家们目光相异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视角的形成与拉铁摩尔不同寻常的传奇经历密不可分。拉铁摩尔不是一个纯学院派的学者,并未受过严格的大学教育,向传统的汉学学者一样获得正式的博士学位。拉铁摩尔高中毕业后,在中国天津谋得了一份工作,并有机会深入到天津的经济腹地蒙古地区考察,1925年,拉铁摩尔前往归化城旅行,归化城当时是一个陆路商埠,这里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状况,除了来自天津外埠的商品交易外,还有来自草原地区的商品和内地的商品集散,这里还保持着浓厚的中世纪贸易方式。被一般西方人眼里被视为与现代文明极富落差的草原商路和骆驼商队,在拉铁摩尔眼中却充满了魅力,异样的中世纪风情反而激发了他的冒险精神。此后,他常年奔走在草原商路上,学习蒙古语,与商人们一起风餐露宿,围在篝火旁听他们讲述各种内亚腹地发生的奇闻趣事。拉铁摩尔将内亚的旅行见闻写成的著作,很快得到了美国一些基金会的重视,在他们的支持下,拉铁摩尔也有机会进入学院中补充理论知识,整理资料,包括在哈佛大学进行了八个月的人类学训练。总之,他经历多年在蒙古草地的艰难穿行,逐步使他开始认识到游牧文明在中国史结构中的重要性,也使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具有书斋中难以形成的深刻洞察力。拉铁摩尔曾经在抗战时期当过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并访问过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过,并在1972年应邀再次访问蒙古和新疆。拉铁摩尔将书斋外的田野知识与学院知识的有机结合,使他的中国边疆史研究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道路。

重视牧业社会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恢复牧业社会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是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一个重要特色,他强调指出,“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相对于传统研究,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对影响中国历史发生地理空间进行了重新定位,他指出,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带,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将观察中国的视野扩展将草原、沙漠、山地森林和绿洲,拉铁摩尔努力尝试将中国的历史置于内陆亚洲广阔这一宏大的场景中展开,阐发出游牧民族与汉地居民之间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二是拉铁摩尔以局外人和中立者的身份,以华夷平等的观念,使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处于同等的历史话语中进行考察。如他指出,中国人从其赖以立足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 这种观念与中国当时“趋新” (民族国家)的历史观念正好相左,“中国从近代以前,政治上关系密切的,都是小国,或游牧部落,其文化程度,远出我下,文化足以裨益我们的,只有一个印度,却政治上没有关系。所以从有史以来,从没因和外人交通而发生关涉全体的大变化,到近世便不然了。”如20世纪前半叶出版的《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疆域沿革略》虽然开启了中国疆域研究的先河,但还是有重视农耕文明忽略游牧文明的倾向。此外,与历史学家积极将中国史纳入民族国家史的态度不同,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把国家思想的缺乏,归咎于数千年之史家“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拉铁摩尔并没有局限风行一时的“民族国家史”构建中,反其道行之,将观察中国的视角放在历史的内部,反而将“落后的游牧社会”放置到中国历史关键因素予以考察,赋予“边疆”以农业社会与牧业社会交织的双重历史维度,使中国史的叙述改变了“华夏中心观”为主的单一结构,他认为边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这无疑是对传统“华夏中心观”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突破,改变了单向度讨论中国历史的思维。研读过拉铁摩尔著作的姚大力教授指出,“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一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 ”

拉铁摩尔将“边疆”置于中国史研究的中心,这一开创性的影响,越来越来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在巴菲尔德(T.Barfield)的《骚动的边疆:游牧各帝国与中国》(1989)、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2002)、王明柯《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2008)那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巴菲尔德(T.Barfield)的《骚动的边疆:游牧各帝国与中国》(1989)中,作者认为当中央集权的中原王朝稳定而强大时,为了能够从中原社会的经济资源中获益,身处草原的游牧政权往往会摆脱分散状态而日趋联合,但这种联合程度不高且经常被强盛时期的中原王朝所压制,他们基于经济因素采取不同的边疆战略,但总是“避免对中原领土的征服”。当统一的中原王朝崩溃时,身居东北的部落民众往往就会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而不大会在草原地带建立强大的帝国秩序,他们也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原王朝那里“借用”国家形式,而是倾向于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国家体系。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2002)名噪一时,其观点也深受拉铁摩尔影响,作者认为游牧不一定就落后于农耕,华夏民族与游牧民族间不只是存在着对抗的关系,也有长时间的和平。而且还特别强调了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台湾学者王明柯成果反映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2008),将注意力有效地聚焦于各种游牧人群体与汉地农业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此外,拉铁摩尔的理论还深刻影响到了美国的“新清史”研究,“新清史”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强调清朝的特点在于它运用与内亚非汉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它区分对非汉地区和以前明朝省份地区统治的能力,这是它得以成功的关键。按照“新清史”的话语来说,“就是走向以清为中心的清史”。 “新清史”的研究者把“满族”作为历史主体的研究将清朝历史置于世界史范围中去考察,显示了清史研究从中心到边缘、从中原到边疆的某种转变,而同时也涉及清代“民族、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由此可见拉铁摩尔的边疆学说对美国“新清史”研究影响之深远。

毋庸置疑,“新清史”研究的兴起,对清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理论视角,特别是重视满文档案的发掘和使用,改变以往研究过度依赖汉文史料的问题,这对深化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成果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新清史”一方面继承了拉铁摩尔重视游牧社会的传统,解决了以往清史研究只见“华夏”不见“狄夷”的问题,而且通过注重挖掘和利用满文档案和史料,得出一些具有新意的认识。但是另一方面,“新清史”似乎也有过度解读游牧社会重要性的倾向,在“新清史”的叙事中,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形成并立的“二元结构”,从而消解了“中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刘凤云指出,夸大“满洲”元素,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新清史”研究者重视游牧社会本是继承和发展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但是,他们潜在表达的游牧社会和内地农业社会二元结构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在他们笔下,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表现出一种竞争紧张关系,却忽视了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还存在互补共生的关系另一面,没有完整表达出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精髓和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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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12月 第21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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